邹奕珠（79岁）十二三岁从中国福州到新加坡投靠同乡，在马里士他路一带当“咖啡仔”，月收入二三十元。
“就是打杂，什么都要做，还要跑十多间店送咖啡。一定要在商号老板上班时准时送到，如果得罪他们，失去这些老顾客，会被老板骂。”
1964年邹奕珠顶下禧街（Hill St）中华总商会二楼食堂的一个茶水摊。虽说当上小老板，他还是得继续捧咖啡。他忆述道：“商会大楼有八层，电梯看守员不让我搭电梯，说怕弄脏电梯，我只能爬楼梯。
当时还年轻，脚有力，为赚钱不觉得辛苦。”
邹奕珠在1968年入股以台湾粥见称的海京楼，直到餐馆于2008年搬到大巴窑中心后才退休。
虽然不再经营咖啡摊生意，邹奕珠还是很关心同行，他在1970年代加入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，在执委会担任不同职务，后来担任仲裁至今。
仲裁员是很有“年代感”的职务，邹奕珠解释：“早期公会在会员心目中地位很高，加上请律师很贵，所以他们有事会找公会做公证人。例如一家咖啡店通常由几个股东一起顶下，他们会请公会公证权益分配。股东之间如果出现盈利纠纷，也会找公会的仲裁员调解。”
先辈从中国下南洋时有很深的情意结，口头承诺即可作数。
邹奕珠感慨地说：“可是父亲当年答应的，到儿子这代不一定承认。现在年轻人讲求白纸黑字，凡事找律师，公会在这方面的功能逐渐弱化。”
新加坡咖啡店文化馆内，展示了几份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珍贵的手写文件，另有一块80年历史的“侨兴”咖啡店招牌，是邹奕珠捐赠的。侨兴是他岳父的咖啡店，位于黄埔巴刹附近，约20年前结束营业。他也捐赠了四枚1920年代的一分钱硬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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